冷戰結束后，薩繆爾·亨廷頓不失時機地為“后冷戰時代”進行了定性，突出標志就是他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沖突》一書，把世界的矛盾與膠著，歸咎于“文明的沖突”。

　　如今，不同立場的政治身份，都在使用“文明”這個詞，我們便不得不生出一種困惑，當今世界上的熱點事件，是否是“文明的沖突”？為什么同一個“文明”的語詞，會被不同站位的勢力用作擲向對方的標槍，視為克敵制勝的理論工具？

顯然，在這一系列的邏輯窘境中，肯定出現了某個環節的錯位與誤讀。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對“文明”及其內涵深層次的思考，也促使了美國學者布魯斯·馬茲利什對此追根溯源，形成了這本并不算太厚的著作《文明及其內涵》。

在本真中為“文明”正名

　　從《文明及其內涵》的書名來看，這似乎是一本純粹的理論性著作，但是，作者在書中始終有一個面向，就是從當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沖突鋒面來解讀“文明”的真實意蘊，從中可以看出，書中每一點思考的方向，都有著現實的針對性。

　　既然在現代的語境下，“文明”一詞有時丟失了它嚴謹的內涵，那么，作者所采取的辦法，就是深入到歷史深處，探討“文明”一詞的誕生與演變始末，來考察“文明”一詞背后蘊含著什么樣的精神訴求。這一點，頗為暗合我們孔夫子的價值觀念：“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今天在我們的語境里，一個詞語帶來了“不順”的齟齬現狀，那么，深入到這個詞語出現及后期增刪的本真氛圍中去正“名”，便是一個最合乎常理的邏輯起點了。

　　布魯斯·馬茲利什在書中首先將他的關注焦點，聚焦到“文明”這個詞匯何時出現在西方文化的語境里。追根溯源，結果令人大跌眼鏡，雖然“文明”一詞，在今天的現實中，可以用來指代人類自出現以來的“各個社會”，但文明這個詞“civilization”首次出現在離今天并不算太遙遠的1765年。

　　當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家米拉波，在他所著的一本名為《人類之友》中首次在“非司法領域第一次使用該詞”。同樣，在中國古籍中時常見到它的身影，如《易傳》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尚書》中的“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但這些用法的指向，與我們今天通常使用的意思相距甚遠。

米拉波寫作《人類之友》僅用時六個月，全書文筆單調乏味，這本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名為“論人口”，在這一主題下，這本書涉及面頗廣，探討了當時作者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在這本書中，米拉波為世界帶來了“文明”這樣一個概念，用來指代一個文雅、有教養、舉止得當、具有美德的社會群體。在他創造這一名詞之后的不到10年時間里，“文明”一詞風靡歐洲，成了啟蒙思想中的常用詞。

在全球背景下理解“文明”

　　那么，“civilization”這個詞，為什么會出現在那個特定的時段？

　　布魯斯·馬茲利什對此作了深度分析，他認為，“歐洲的擴張是這個概念的根源”。馬茲利什作出這樣的判斷，與他的修史觀有著密切關聯。生于1923年的馬茲利什，一直致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視野卻不斷發生著變化，早期他研究心理學史，后來轉變到社會史、科技史，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在他年近七旬的時候，很有一點衰年變法的意味，突然放大了他的研究視野，側重將全球史作為專攻的對象，寫出了《新全球史》一書。

　　因此，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馬茲利什在刨根問底“文明”一詞來龍去脈的時候，將其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下，是有其必然緣由的。歐洲的擴張起始于15世紀，18世紀時，隨著在南太平洋地區探險的興起，歐洲擴張有了新的形態�？梢哉f，歐洲的擴張帶來了世界格局的根本性逆轉。

　　這里，就必然涉及西方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而這一節點，是我們中國歷史中不存在的概念，這就是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克了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從表面上來看，這是歐洲的陷落，在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步步緊逼下，歐洲人不得不收縮防線，退出了亞洲板塊，這意味著歐洲人失去了陸地爭雄的機緣，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卻刺激了地理大發現的開啟。

　　在這之前，歐洲人一直被其他文明壓制，歐洲文明所能采取的只是一個吸收的過程，其中阿拉伯文化對歐洲崛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為正是阿拉伯文化保留了希臘羅馬文化的精髓部分，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正是得益于阿拉伯文化的反哺與滋育�？梢钥闯�，歐洲文化從其他文化中吸取了足夠的營養，并且在步步逼來的壓力之下，展開絕地反擊，才釀成了世界歷史的一個嶄新的篇章。這就是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從1450年到“文明”一詞出現的1756年，西方社會不斷展開它擴張的觸角，也因此有了與其他文明碰撞的機緣，正是在這種不斷試探與窺測的碰撞中，歐洲人感受到了各個地域的差異所在，表達這種差異概念的“文明”也就應運而生。

從歐洲文明的源起與發展軌跡來看，是歐洲人發明了“文明”這個詞，最初的動機只是賦予“歐洲中心論”一個合理的闡述理由，但是隨著歐洲文明不斷深入發展，這種文明觀最終也將“歐洲文明”置于反思與剖析之下，從而顯現出文明本身過程中的“先制別人，反被制身”的悖論效應。

文明的對話是否可能

　　從“文明”語詞概念的確定，到今日“文明”經常被隨意運用的現狀，《文明及其內涵》揭示出“文明”概念具有相對性，就是作者所說的“文明”一詞常被對立的雙方用作攻擊對方的“理論武器”；同時，“文明”這一概念又具有歷史性，這個詞語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進行著完善與增飾，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文明”一詞被到處“援用”。

　　而之所以這一詞語能夠成為一個普遍適用性的詞語，正符合語詞的反比例法則，這就是“概念的可操作性越低，被援引的頻率就越高”。也就是說概念的內涵越模糊，它的外延就越大。“文明”一詞流轉到今天，我們可以感知到這一詞語已經越來越讓人無從捉摸，難以定性了。作者把問題推向了我們：文明“是否只剩下一具空殼而近乎無用？”

　　作者給我們的回答是，首先必須肯定的是，文明的政治用法不會消失。從歷史淵源來看，“文明”一詞的產生，主要是為了區別外在的野蠻人，以此賦予自身社會的特征，這種“文明”的最初用途一時半會還拋棄不了。

　　但各個文明的對話是否有可能？

　　回看歷史，我國曾經提出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一理論體系中，可以“用”的西學，是其技術性，這里顯然是把科學技術與精神傳承進行了一次隔斷，以求得技術層面與精神層面互不干擾的和諧共處。而《文明及其內涵》一書的作者提出了近乎類似的方案，他在書中強調全球文明是由科技作為共同的基礎，而不同的價值理念，則應當視同一種文化，因此，在擁有一個由技術支撐的文明框架之下，可以把21世紀之前的各種早期文明，如中國文明、伊朗文明視為文化，這樣，“這些過去的文明便在一個更宏大的共同文明內半自主地存在”。作者設想的文明對話，就是在“科技為基礎”之上，讓“各文化”展開一場全球對話。

　　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這種奇特的“技術文明傘翼下的自主文化”構造，再次重現了中國一百多年前就曾經苦苦糾結的面對西方文明沖突的選擇性策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否徹底過時，在一百年后，這種思維方式，仍然體現在本作者的書中，我們能夠由此感受到文明的沖突、碰撞、互滲與對話，是一個至今仍然沒有明確答案的復雜性課題乃至是難題。

　　馬茲利什將“文明”的概念縮小到科學技術的層面，以此作為能夠被各個“文化”接受的共性全球文明，體現出作者在面對當今文明沖突愈演愈烈的不容樂觀的世界局勢面前，意圖讓“各個文化”在共享科技文明的框架之下，相安無事，各顯其能，不能不說是一個帶著善意的美好理想。這種理想是一種靜態的理論訴求，更是一種急迫的現實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