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首明白曉暢的詩，出自《水滸傳》里那位白日鼠白勝之口。在黃泥岡上，白勝假扮挑酒桶的漢子，在吟唱這首詩的同時，引出了經典的智取生辰綱的故事。從水準上看，這只算是打油詩，但因其通俗，在田間地頭耕作的農夫也能吟唱。耐人尋味的是，同樣是面對酷暑，富家翁和王孫公子是品玩享受夏日的愜意，或許還會吟唱幾句曼妙的辭章，但更多老百姓對酷暑卻是苦不堪言。

　　對酷暑的不同態度，不僅取決于自身生存狀態，也與“到底有多熱”有關。翻開史卷，相比洪災、地震、蝗災、凍災等殺傷力更大的自然災害，天氣酷熱實在算不上什么大事。或許是見慣了天相異變，古人面對酷暑，早已司空見慣了，閑人們沒有強悍的心理素質，估計也熬不過歷代災變。但因為天氣酷熱也會致人死亡，相關記錄在史籍中仍零星存在。

　　清乾隆時記載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而在山東高青，同時也有“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的記錄。

　　用常識也能判斷，距離今天越近的歷史，其脈絡細節越清晰。很多餓殍千里的陳舊往事，因為距離當下太過遙遠，其痛感和恐怖感已經消弭，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才能感知時人的不易。對酷暑的體驗依然如此。當遠古部落首領帶領殘存的家族成員，從龜裂的田間遷徙到水草豐美的山澗河畔，從個體上看，這是斷尾求生，從歷史脈絡上看，更是生命之火的代代傳遞。

　　歷史上的酷熱成災

　　追溯往昔，從最早的文字記錄下當時社會生活開始，酷暑就不是一個令人舒適的體驗。甲骨文中有關祭祀祈雨的記錄很多。不論是綿綿細雨，還是狂風暴雨，上天賜予的甘霖，都被殷商先民看做鬼神之力。安陽出土的“小屯南地甲骨”中有不少關于降雨的記錄，比如“辛丑卜，今日雨，至壬雨”（辛丑日占卜了，今天會下雨嗎？到了壬日會下雨嗎？），強烈企盼之愿，由此可見一斑。

　　甲骨文里常見的“雨”字，基本結構就是一個倒寫的“山”字作為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有幾道形象的線條，但有的出土文獻里顯示，根據線條多少和長短不同，也對應著雨量的大小。此時古人對雨量的觀測或許無法至于精確，但程度的區分在文字上已有區別，這自然是個不小的進步。

　　災難性的酷熱往往伴隨著駭人的旱災和饑荒。 《呂氏春秋》中有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漢書·食貨志》也有佐證：“湯有七年之旱”。今人推測商湯在位時間為17年，而商湯滅夏后享國不過12年。在開國后統治的一半時間里，天下罕見的旱災折磨著這位開國君王的神經，這點在后世史書中并未得到重視。

　　這是為何？湯武革命成為以新代舊的典型后，商湯的圣賢形象自然要從其滅掉夏桀、安撫萬民上著眼，而在“天人感應”的觀念中，自然災害自然也是上天對君王失德的懲戒。而在這些玄不可言的儒家觀念誕生前，人們并不會刻意聯想災厄與君王德行的關聯。商湯作為一代圣君，自然是不該有天下大旱這樣的災荒出現，即使出現了，史書上也是輕描淡寫，不可大肆擴張。

　　當然，如果這是個失德的君王，自然要將其惡性和災荒聯系起來。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天下酷熱曠日持久，最終造成大旱。《漢書·平帝紀》記錄了當時的慘狀：“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朝代更迭之際的災荒更恐怖。古人所言“亂世人不如太平犬”，便是講亂世中社會秩序和倫理徹底被沖垮后的現象。

　　文人的消夏錄

　　文人對避開酷熱有個文雅的說法，就是今人常用的“消夏”。相比抗洪、抗旱等情緒更強烈的表述，消暑有防暑、避暑之義，也有消遣之義。不知是什么原因，明清時的典籍中常見的消夏之事，此前并不多見。“消夏”常出現在文人筆記和小說里，亦作“銷夏”。唐代詩人陸龜蒙在《銷夏灣》中稱“健若數尺鯉，泛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焦丘。我真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銷夏還銷憂”，以避暑暗喻名利之憂，清人俞樾著有《九九銷夏錄》，此間“銷夏錄”與紀曉嵐的“消夏錄”近義。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里有“灤陽消夏錄”專卷，盡管內容多為奇詭靈異之事，但其名聲頗大，“旨要歸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沈復在《浮生六記》里將消夏之樂看做人生樂事之一，“榴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窗，人畫俱綠。隔岸游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蕓消夏于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蕓不善飲，強之可三杯，教以射覆為令。自以為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

　　文人借消夏玩弄辭章，在小說、詩詞中并不罕見。《孽海花》被魯迅評為“結構工巧，文采斐然”，雖是譴責小說，卻處處有文人情愫。其中第十一回《潘尚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里講到，尚秋進入一間裝飾典雅的房間，只見“滿架圖書，卻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著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兩面墻上掛著幾幅橫披，題目寫著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人和八瀛尚書詠著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考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

　　后世文人能從消夏中尋找愜意感和生活的趣味，自然也是延循前人的掌故。歷代文人在研習前人辭章的時候，當然會受其文化心理影響。或許，當上古時代第一個不事農桑的王孫公子，將消夏看做作生活樂事的時候，這個文化基因就深埋在文人內心深處了。德國思想家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提出，身份認同、知識傳承和文化傳統，是構成文化記憶次第傳承的重要元素。“后來者”不論是發自本心的優雅恬淡，還是附庸風雅或攀附身份，他們總歸要借助這些元素與前人“對話”。這也是消夏的文化內涵，在古代歷經千年內核不變的根源。

　　當酷暑成為良辰美景的元素

　　盡管其價值認同沒有改變，但不同時代的文人仍會從消夏里尋找不同的趣味。宋代詞人王同祖在《夏日金陵制幕即事》中寫道，“荷花池畔竹涼床，一枕閑消夏日長。燎過水沉天正午，旋移小艇采蓮房”。此間愜意舒適，不言而喻，兼有夏日風景描寫。在這里，炎炎夏日的酷熱被消弭了，剩下的只有近乎春日的溫暖，以及萬物生長的生命張力。

　　明代文人徐繗在歷史上并不知名，其作品也基本沒存在感，但有幾首詩卻與消夏有關，在度過酷暑的學問上，他堪稱文人里的杰出者。其《幻于攜酌南館》有云：“避暑南樓暇，逢君遲客時。綠陰消夏氣，清壙貯涼釭。林密云歸早，溪深月到遲。興闌杯未徼，惆悵暝煙滋。”在《避暑東湖寺》里，他有更絕妙的筆法：“物外尋真境，云標啟梵宮。綠沉消夏氣，紅艷奪春工。嶺色含朝旭，巖聲亂夕空。坐來林月上，涼思滿房櫳。”

　　如果說日落星升才能消解常人感受到的暑氣，在文人的詩詞里，也很難分清哪些是真實存在的消暑，而哪些又是文人心中的念想，畢竟“心靜自然涼”。宋人葛天民在《夏日》一詩中曾寫道：“曉荷隨墜露，晚岫障斜陽。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但水邊吹來的涼風總歸是效果有限的，“獨坐觀群動，閑消夏日長”，若內心沒有閑適之氣，即使灼燒皮膚的熱浪能夠褪去，心中的酷熱也難以消除。

　　晁補之有首《鷓鴣天》，點出了消暑水果的重要性：“竹風荷雨來消暑，玉李冰瓜可療肌。”晏殊有首《蝶戀花》，稱“玉碗冰寒消暑氣。碧簟紗廚，向午朦朧睡。鶯舌惺松如會意。無端畫扇驚飛起。雨後初涼生水際。人面荷花，的的遙相似。眼看紅芳猶抱蕊。叢中已結新蓮子”，其詩句通俗，都不用解釋，世人都能從中覓得古人解暑的辦法。

　　吃喝玩樂、衣食住行自然不是今人的專利，講究用吃貨的辦法來化解暑氣的還有宋人陳郁，其詩《制梅花湯》里講得很清楚：“南枝開處覓春光，摘得冰葩密甕藏。留煮牛湯消暑渴，吟騷才頰有浮香”。同在宋代的曹勛在《索酒》里有云：“四吹花香撲鼻，露裁煙染，天地如繡。漸覺南薰，總冰綃紗扇避煩晝。共游涼亭消暑，細酌輕謳須酒。”宋代僧人釋保暹在《石席》里寫道：“有狀卷不得，間齋惜夜長。坐來消暑氣，睡去入秋鄉。隱隱生寒骨，沈沈發冷光。何時遂深遁，移取置山房”。

　　只是，這些宋代文人用奇絕文字摹寫消暑生活的時候，并不能意識到他們的快意，是因為酷暑災荒的場景沒有出現，就像那些身處龜裂土地上控訴蒼天不降甘霖的農夫一樣，并不知道酷暑能在“消夏”里成為良辰美景的元素。人們無法從他者的生活中尋找快慰，更難以捕捉自身在歷史隧道中精準位置，這或許也是閱讀歷史能提供“想象他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吧。